发现更加关键，即对用赫梯语写成的楔形文字写字板的破译，赫梯语是公元前2千纪崛起于安纳托利亚即今天的土耳其中部的强大帝国使用的文字。这一新的语言被证明与印欧语类似，尽管在词法上与后者不符合。对它的发现强烈地影响到了原始印欧语语音体系的重构，因为赫梯语被发现包含有两个喉音/h/和/hh/。这些喉音的存在，证明先前由索绪尔提出的假设是正确的。他认为，虽然这些发音存在于闪米特语和其他语言之中，但未曾在任何印欧语中发现；所以，它们应该被重构，以便解释印欧语内部发声法的异常现象。
赫梯语，连同其他许多在今天的土耳其发现的消亡语言，被确认为安纳托利亚语族的分支，最早从印欧语系中分离出来。语言学家埃德加·斯特蒂文特证实，赫梯语是印欧语的姐妹语言而非子语言，并构造了印度—赫梯语这一名称，取代旧的术语，以指称更大的语系。这一名称被许多一般的语言学家接受，但是大体上不被研究印欧语的专业学者接受。
他们拒绝使用这一有用的术语，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意让欧洲语从这一名称中去掉，而且还因为对印欧语研究的19世纪传统的坚守。对一个术语的这种挚爱集中体现了现代的印欧语专家对他们前辈们的有机论、地质学模式的倾向和对孤立性、纯正性的浪漫主义的青睐。
当所有的印欧语被以这种方式审视时，希腊文化被视为欧洲文化的摇篮和缩影，希腊语则被视为纯洁语言的极致。传统的语言学家们仍然认为希腊语基本上是有机的。因此，他们将它的这一转变归功于不受外来影响的内部发展。希腊所具有的那些不能从印欧语那里溯源的特点，被按照地质学模式归因于下位层。他们明显抵制希腊语可能借用或模仿了同时代的其他语言。
沃尔特·伯克特记述了传统印欧精神对希腊语的影响：希腊语言学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支配着印欧语专家；然而，它的成功预示着对事实的扭曲。在所有的标准词典里，给出一个希腊词汇的词源就意味着经由定义给出了一个印欧语词源。甚至最偏远的参考——比方说，亚美尼亚语或立陶宛语——也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然而，可能借用了闪米特语，则被断定是无趣的，并且不是被丢弃就是被一笔带过，没有被充分地记录下来。
众所周知，希腊语中的大部分词汇缺乏恰当的印欧语词源；但是，青睐于追寻与一个假定的爱琴语下位层或对应的安纳托利亚语的联结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它涉及应付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知的领域，而不去探索与熟悉的闪米特语的联结。贝洛赫甚至想要将罗得岛的宙斯·阿塔拜里俄斯与巴勒斯坦中部的阿塔拜里昂山（MountAtabyrion）即塔波尔（Tabor）山分裂开来，取而代之，为它选择一个模糊的安纳托利亚语类似词汇。反犹主义在这件事上显露了出来；在别的问题上，它经常在一个看不见的层面发挥作用。甚至第一流的印欧语专家也会做出令人惊讶的错判。
伯克特的描述令我们首先回想起的是从一个单一树干生长出多个枝干的传统模式，而不是多个根状茎的模式或者复杂的花格或灌木图景模式，其次，让我们想起的是偏爱语言或语言家族内自发式发展。树状图模式有效说明了分支而非趋同。树状图模式在解释分流时有用，但在解释合流时则无用。
多数现代历史语言学家不愿考虑古代语言的地区转变，特别是原始印欧语和希腊语。大多数学者尤其反对跨过语言边界的转变，这些类型的转变可以在历史上发现的变化中找到。对印欧语专家来说，尤其对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