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经济演变数十年来的内战带来的 [复制链接]

引言：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的演变，离不开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之间常年内战从而在各方面都铺垫的开端。这些内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前二世纪的文明世界中，罗马的事物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罗马大一统国家正是在这种统治地位下建成的；二是罗马和意大利的阶级对抗逐渐显现，并愈演愈烈，这密切关乎到罗马大一统国家的成长。基于上述两点原因，爆发了在意大利、罗马和各行省之间长达八十年之久的内战。

至于在罗马和意大利爆发内战以前的古代世界的面貌，大概可以这么规划：

文明生活的中心在所谓的希腊化时期已逐渐从西方移到了东方。尼罗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奥龙特斯河上的安蒂奥克和凯库斯河上的佩尔加蒙代雅典而执文明之牛耳。从经济观点来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时即已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到这时候开始逐渐丧失其重要性了。

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时那些经常发生的、几乎不断的席卷了许多城市的战争是希腊本土的经济生活一直下降的首要原因。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或缩减战争带来的恶果，*府也曾多方努力，采取措施，然而战争并未受到邦际上的任何约束，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使参战者——无论胜方或负方全都遭受损害。蹂蹒敌方的土地，销毁敌方的谷物、葡萄园和橄榄林，焚烧敌方的农舍，掠卖掳获的人畜，用被侵伐的地区的物资来给养*队:这些行动都愈来愈普遍。有些邦，例如埃托里亚联盟和克里特诸城，专门以在陆上和海上进行抄掠为业，而其他的邦也相继走上这条趋于灭亡的道路，乃至那些希腊化的君主专制国家也不例外。

就在进行对外战争的时候，希腊本土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阶级战争，这是由于一个富裕的錢啓级在逐渐成长而群众相应地趋于贫困所引起的。这场阶级战争使希腊很难以成长和发展起一个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当然就使得各城邦的内部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希腊城市中的斗争性质愈来愈近于纯粹的社会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重新调整劳资之间的关系以求提高生产，而是为了重新分配财产，这种目的，通常是靠暴力革命来达到的。战争的口号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口号，即所谓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债务。

像这种以重新分配财产为目的的革命，对希腊是极端有害的。革命和反动势力，此兴彼衰，都只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并都以大肆屠杀或流放最优秀的公民为务。结果，那些被流放者或设法回来向他们的敌人报仇，或流落到东方君主专制国家里去充当雇佣兵，到希腊化的国君们在东方各地新建的城市里充当移民，在希腊化的国家里充任文官，或做商贾。极少数的城市，如雅典等，多少没有受到这些周期性危机的影响，因而，相形之下还比较繁荣。

欧洲大陆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所丧失了的东西，被希腊化的君主国尤其是被东方的希腊城市得去了这些城市，大多数处在希腊化的国君们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而享受不到*治自由。其结果是使这些城市内部每一次发动社会革命的企图都被希腊化的国君们的暴力所扼杀，同时也使它们很少被卷入对外战争之中。这样一来,在东方，积累资本和介绍先进的工商业方法都比在希腊本土进行得更为方便和更有成效。

因此，公元前四世纪时这些希腊城市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作为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东方的希腊化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市场供它们自由活动。它们彼此互相竞逐地进行着起重要作用的「并在稳步发展的对外贸易。它们借助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而逐渐改进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在所有的希腊化王国里，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长足的进步;

它们在农业（包括畜牧业在内）和工业中，都采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它们史无前例地为_个不定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们发展银行和信贷业；它们不仅能够订出海上贸易的公共规章（即所谓罗得海上公法），并且还能够订出一种公共民法，这种民法在整个的希腊化世界中都产生法律效用。在设法稳定金融、或至少是想在各个独立的贸易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比价的企图中也可以看出那种走向统一的趋势。希腊化的国君们在他们国家的工商业生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商业事务在外交决策中所占的特殊重要性，很容易使我们把这些君主国的经济情况比之于近代欧洲史上的重商主义时期。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些无休止的战争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一场真正的大灾难。这不仅限于大片土地受到蹂蹒城市遭到洗劫、居民被贩卖为奴隶而已，而且远为重要的是这些战争迫使希腊化各邦，无论大小，都集中力量来准备战争，来尽量地扩建陆*与海*，来发明*事工程方面的新器械，因而耗费极多的金钱——例如迪米特里厄斯波利约尔策特斯围攻罗得的情形就是这样。各邦的收入几乎完全用在*备上。这样一来，起先是使希腊化的国君们彼此竞逐地作稳健的努力,企图用一种合理的、科学的开发土地天然资源的方法来增加他们土地的收入。但是，渐渐地，像这种正常的"进步的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就被一系列轻率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措施所代替。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对生产和交换二者采取国有制，至少在某些希腊化的君主国里是贯彻了这项措施的，尤其是在埃及。我所说的国有制，就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最主要的部门归国家集中管理，也就是归国王及其官吏们集中管理。这种制度，初行虽有利于国家，但逐渐造成官吏方面进行欺诈和不法行为，同时又使国民方面在个人能力上的自由活动和竞争几乎完全趋于消灭。

在趋向于国家控制的潮流同时，一套十分严密的课税制度被精心规划出来了，这种课税制度涉及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以东方君主国的经验为依据的，但在发明新税名目和改进征税方法这两方面都更有甚焉。赋税的负担沉重地压在希腊化世界的居民身上。对土著居民经常施行自古相传的强制劳役制度，因而这一部分人的负担更重。这个制度，和课税制度一样，是希腊人那种逻辑性和创造力很强的头脑精细制订出来的，在希腊化君主国里，国家和国王用一大套义易来束缚他们的臣民,而徭役就逐渐变成了这套义务中的一个新添的正规项目。

希腊化的国君们的国有制*策和精密的财*制度的主要受难者并不是新迁居于东方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希腊人。他们懂得怎样躲避这些负担，或怎样把这些负担移到土著居民的肩上去；而事实上，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国王用来作为压迫土著居民的工具——如担任包税人徭役的监督人、得到国家特许的工商业经营者、大地产的管理人等等。

希腊化君主国的这种摧残性的经济制度在大多数土著中产生了有增无已的不满情绪。例如,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埃及的土著居民就曾一再地起来反抗外来的压迫者。这些叛乱的首领往往是土著祭司。他们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把外国人，包括国王在内，一起赶走——埃及人在亚述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下都曾经追求过这同一目的而往往获得成功。这些叛乱迫使国王们去扩充他们的雇佣*，许赐外国压迫者以新的特权，进一步增加赋税和劳役的负担。托勒密王家也曾屡次试用过相反的方法,答应向土著居民让步，但这样一来，反而鼓励了他们，使他们更相信*府的力量薄弱得不足以强迫执行它的要求，因此情况弄得更糟。这些发展情形使希腊化君主国不能够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这些君主国几乎毫无例外地保持着它们最初的原状,那就是，武力专*制度统治着被奴役的人民而恃雇佣*为其最后之手段。

因此之故，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一直没有变成一种希腊一东方式的文明。它差不多仍然是纯希腊式的文明，所掺杂的东方因素极少。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主要的新面貌不是它的希腊一东方性，而是它的世界性。由于它具有世界性，所以东方和西方新兴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都能接受这种文明。然而，在东方的新兴国家中——安息、大夏、印度、亚美尼亚等一一没有一个全盘接受希腊文化的。希腊的风格和希腊人的观念只是在带有地方色彩的、纯东方式的实体上加一层薄薄的表面装饰而已。而且，希腊影响在东方只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并不曾及于群众「在西方各民族意大利人、克勒特人、伊伯利安人和色雷斯人的生活中，希腊影响是要深入一些。但是，在西方，希腊文明也还是保持其原来的状态和真正的面目。它始终是一种城市的和市民的文明。因此，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仅仅是希腊城市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变态。就是在希腊化君主国本部在小亚细亚.在叙利亚.在埃及.在黑海沿岸——乡村里的人民大众也从来没有受过希腊文明的影响，他们墨守着自己、的旧风俗习惯和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

罗马在布匿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对文明世界的事务突然加以千预，但这并没有使局面改善。甚至还可以说，罗马的干预更大大地使局势复杂化，更有力地助长了破坏力量。正在成长中的罗马共和国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东方出现任何足以危及罗马国家的强大的*治组织。那儿的骚乱愈多愈妙。独立国家的数目越多，对罗马越发有利。而每一个国家的内*中纠纷越多，罗马就越有希望成为控制东方的力量，也就是统治东方的力量。

在第一次（有时称为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希腊的城市都宣告独立了，而在反对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前.战时和战后，亚洲的希腊城市也相继宣告独立，这使得这些城市的内部情况几乎陷于绝境。希腊本土不断增长的那种经济凋敝现象也落到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身上来。另一方面，罗马的威胁，使那些较大的希腊化君主国更加紧继续发展它们的*事力量，从而损害了近东最繁荣地区的正常的经济发展。然而，除了马其顿以外，其他希腊化君主国积累起来的物资并没有用于反抗罗马的斗争,而用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内部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那些较小的国家反倒受罗马的保护和援助而致力于耗损那些较大的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耗损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的力量。

罗马之干预东方事务，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第一个局面，即第一次（或称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反对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期间的局面（如前所述）是防御性战争的局面，进行这些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设想中的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帝国主义趋势以保护罗马与意大利。在首次给马其顿和叙利亚以致命打击以后，紧接着转入第二个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罗马成了希腊城市以及某些较小的希腊化君主国的正式保护者，它设法防止那两个受挫的强国卷土重来。第二次（或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这段时期中最突出的事件。马其顿竭力使自己摆脱罗马干涉的严重压迫，但它已彻底被击垮，而不再是希腊化世界的*治领导力量了。由于马其顿不再是希腊化世界的领导力量，因此罗马的保护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不太严厉的统治方式。这是罗马干预活动的第三个局面。罗马把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君主国都一律视为必须唯命是从的藩邦了。

马其顿和希腊，被罗马使用强力时的残暴手段所激怒,都想从罗马统治下解放自己，恢复自己的*治独立地位。罗马则把它们的企图视为叛逆，而用可怕的残酷方式把它镇压下去。它对待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造成了对自己和对这两国都非常危险的混乱局面。在所有住在东方的希腊人中，反对罗马的仇恨心现在成了超乎一切的感情。加之，希腊和马其顿的民族力量不再足以防御它们北方边塞外的蛮族一一克勒特人、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在小亚细亚也逐渐产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希腊各城市的内部生活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混乱了。阶级战争席卷了整个希腊和小亚细亚。它采取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是受罗马保护的贵族阶级与国民中其他那些既反对本地贵族阶级又反对罗马统治的人们之间的激烈斗争。

结语：

这些情况使罗马与希腊一东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成为了那彻底降服的局面。罗马现在把它统治迦太基本土（阿非利加行省）及先前的迦太基辖地（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班牙）时所采用的行省制度加之于东方，这种制度具有一种长期*事占领的形式,、由罗马派一员一年一任的长官来总领其事。在东方的希腊城区，马其顿最先成为了罗马行省。几年以后，佩尔加蒙的末代国王阿塔卢斯三世在临死的时候，考虑到最明智的办法莫如把他的王国改归行省制度。他大概认为:一个藩侯，一个受奴役的国王，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国土来应付小亚细亚那日甚一日的混乱局面。因此他把他的王国遗赠给罗马元老曉和罗马民族。他死以后，随着发生了一场流血的社会革命，罗马镇压了这场革命，然后把佩尔加蒙王国改为亚细亚行省。我们从昔兰尼地方的一篇碑文中得知，与阿塔卢斯同时代的托勒密。欧尔杰特斯二世也仿效他的*策，至少就昔兰尼而言是如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