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外交战略来看，罗马波斯战争中双方广泛使用长距离制衡外交，远交近攻（拜占庭一突厥联盟，萨珊一阿瓦尔联盟）和近交远攻战略（拜占庭一阿克苏姆联盟、波斯一莱赫米联盟）被充分运用。
同盟*和仆从*在罗马波斯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同盟国、附庸国与宗主国之间的战略配合并不默契，甚至出现齟錯（如拜占庭一加萨尼联盟因长期相互猜忌而瓦解）。罗马波斯之间多次缔结和平条约，向罗马一拜占庭帝国索要贡金和高加索关隘防务是波斯方面谈判时的核心关切。
而罗马一拜占庭一方倾向于一次性支付贡金以保全“帝国颜面”，并且关心波斯境内基督徒的利益甚于对高加索关隘防务的关切，导致双方难以建立持久的*治互信。罗马和波斯双方试图将各自的同盟国和附庸国纳入和平条约约束范围内，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而附庸国对宗主国的反叛和对对方附庸势力的干预往往导致双方和平条约的失效（如年亚美尼亚和也门叛乱，分别导致拜占庭和波斯介入，双方战端重启）。
从罗马一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罗马波斯战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和统治重心的东移。在罗马波斯战争中，早期拜占庭帝国的普世基督教观念和圣徒圣像崇拜不断强化。对波斯战争的胜利被归于“神佑”，反之则是“天罚”。拜占庭帝国“神圣战争”观念萌芽于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在6世纪罗马波斯战争期间迅速发展，至希拉克略时期发展成熟。而拜占庭帝国东正教仪式在与波斯的“神圣战争”中不断完善，从而与拉丁天主教传统形成明显分野。
另外，波斯对安条克等黎凡特拜占庭属地的长期攻伐洗劫与同时期的瘟疫地震相伴随，导致晚期罗马帝国东地中海城市群的普遍衰落。由于长期暴露在兵火中，支撑罗马帝国的古典城市精英趋于破产。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修院地产在战争中通过收留庇护难民、归化信徒而得到长足发展，战争中显示奇迹的圣徒圣物被人们顶礼膜拜，修院和圣徒逐渐构成中古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文化底色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而戴克里先一君士坦丁堡纵深防御体系在罗马波斯战争中的瓦解为*区制和农兵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7世纪波斯*队攻陷埃及之后（后来阿拉伯人彻底征服埃及），拜占庭帝国愈益依赖黑海贸易路线并发展同可萨汗国的*治*事同盟，黑海取代东地中海成为拜占庭帝国核心经济圈。由上可知，罗马波斯战争是罗马帝国向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间接推动了古典地中海世界经济重心的解体和北移进程。
从帕提亚一萨珊帝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罗马波斯战争加速了晚期萨珊帝国中央集权化和教派多元化进程，从外部激化了萨珊帝国内部各教派、阶层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萨珊君主通过对罗马一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加强中央集权，打压帕提亚贵族世家。但是6世纪后期的罗马波斯战争日益呈现出胜负各半久拖不决的态势，达到“索贡征伐”战争的成本一收益临界点，而萨珊王室又不愿意停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萨珊王室与帕提亚贵族之间数百年的联盟首次出现裂痕，并最终诱发楚宾之乱。与此同时，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由于景教合法地位的确立和马兹达克运动的打击而逐渐走向衰落。为了在战争中获得拜占庭帝国境内一性派基督徒的支持和忠诚，萨珊帝国统治者在宗教*策上进一步偏袒基督教而疏远袄教僧侣集团，导致萨珊帝国内部凝聚力的下降。对拜占庭帝国作战的最终失败使萨珊王室威信扫地，帕提亚贵族世家联合反叛并相继僭位称王。对拜占庭帝国的常年征战使得两河流域灌溉系统年久失修，复遭水患瘟疫的打击而一蹶不振。
由上可知，在罗马波斯战争最后阶段，萨珊帝国*教联盟和萨珊一帕提亚世家联盟出现解体征召。库斯洛二世被废后，萨珊帝国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以致在阿拉伯人征服前夕巳精疲力尽无力抵御。可以说，7世纪由库斯洛二世主动挑起，高起低落、结局惨淡的罗马波斯战争为日后萨珊帝国的急剧衰亡埋下了引线。
从中东族群认同层面看，罗马波斯战争降低了中东在地族群对两大帝国的忠诚和向心力。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派基督徒由于长期被拜占庭帝国打压迫害，因此在波斯*队面前抵抗甚微。波斯*队攻占耶路撒冷后，为笼络基督徒而将对犹太人重建圣殿的许诺抛之脑后，使得犹太人对萨珊帝国的忠诚亦遭到削弱。而波斯*队洗劫圣城、掠夺真十字架、俘虏耶路撒冷主教的做法也损害了萨珊帝国在基督教世界的声誉。
萨珊帝国的最终战败更使得犹太人摆脱基督教帝国统治并回归故土的希望彻底幻灭，只能将其寄托于后来的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大*。作为罗马和波斯的阿拉伯同盟者，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在罗马波斯战争中与宗主国难以真正做到同进退共命运。加萨尼王国的一性派信仰为拜占庭官方所不容，而拜占庭帝国最终选择废黜加萨尼王室。加萨尼王国解体后，拜占庭帝国的沙漠屏障遂不复存在。而萨珊帝国君主贪图眼前利益，于7世纪初贸然废黜吞并莱赫米王国，使得莱赫米王国残余势力投靠敌对波斯的阿拉伯部落，萨珊帝国南方防线遂门户洞开。可以说，6—7世纪之交两大帝国废黜各自阿拉伯同盟者的行为无异于自毁长城，并为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对两大帝国的大举征服扫清了障碍。
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文明兴起背景来看，罗马波斯战争间接推动了3-7世纪阿拉伯半岛古代农业文明的兴替进程，并为阿拉伯各部落的世纪大迁徙和伊斯兰教的产生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大力经营红海一印度洋贸易，使得占据曼德海峡枢纽的也门希木叶尔王国依靠香料之路繁盛一时。
然而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兴起后，丝绸之路西段海上贸易路线的重心重新回到波斯湾沿岸，此后南阿拉伯半岛的古代农业定居点便呈现出持续减少的态势。公元年马里卜大坝第一次溃堤，古代晚期阿拉伯各部落的“民族大迁徙”进程拉开帷幕。至公元5世纪，北迁的阿拉伯人先后在半岛中部和罗马波斯边境建立莱赫米王国、加萨尼王国和肯德王国。
结语
阿拉伯人的北迁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南传构成伊斯兰文明兴起前夜阿拉伯半岛文明交往与冲突的核心张力，与罗马波斯两大帝国的密切互动和交往使得长期处于部落社会发展阶段的阿拉伯人在文明、组织、*治制度和高级宗教等领域一度实现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