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经济贸易层面看，对丝绸之路西段陆海贸易路线和利润的垄断和反垄断是罗马波斯战争中双方决策者的重要考量因素。帕提亚一萨珊波斯人经略黎凡特、罗马一拜占庭皇帝用兵波斯湾和也门均是为了在某称程度上增大己方对东地中海一红海一波斯湾区域贸易网络的控制比例。从某种程度上看，罗马波斯战争是波斯湾一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贸易体系与黎凡特一东地中海区域贸易体系之间相互竞争关系在帝国*治层面的最高表现形式。
公元6世纪期间，萨珊波斯人垄断印度洋贸易路线，迫使拜占庭帝国与突厥联盟以开辟“草原丝路”。而库斯洛一世出兵也门主要也是为了扼住拜占庭人从红海东出印度洋的战略咽喉。因此，从陆海丝绸之路贸易竞争与交往关系来看，罗马波斯战争并非是单纯的争夺丝绸之路西段传统陆路商道的战争。罗马波斯之间的丝绸之路贸易控制权争夺向北延伸至欧亚草原、向南延伸至印度洋。双方开辟绕过对方垄断的贸易路线的行为，实际上也极大地拓展了公元1-7世纪欧亚大陆商品、货币和技术交流的空间维度和地缘深度。
从国内*治层面看，罗马波斯战争与两国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对财富、人口和物质需求以及对荣誉、*功和普世帝国理念的观念需求紧密相关。由于对对方战争的胜利可以加强己方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罗马波斯强势君主在位时期与双方战争密集爆发期往往重合，罗马波斯战争构成两大帝国统治者强化其国内权力基础的重要合法性渊源。对帕提亚和萨珊帝国发动一场辉煌胜利的远征成为图拉真、尤里安等帝王实现其不朽伟业的必由之路。
反之，对罗马一拜占庭帝国发动胜利的掠夺战争则会增强帕提亚一萨珊君主在国内教俗贵族派系中的支持度，而不事戎马的文弱君主往往难逃被波斯贵族推翻的结局。另一方面，罗马波斯战争中一方的失败往往导致其国内局势的动荡和权力更迭，典型案例如克拉苏、安东尼远征帕提亚失败对罗马*局的影响，以及库斯洛二世西征拜占庭帝国先胜后败导致的萨珊帝国*局动荡。
从世界观念层面看，罗马人的“无边帝国(imperiumsinefine)"观念、拜占庭人的普世基督教帝国观念和波斯人的“图兰一伊朗一罗马”三分世界观念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普世宇宙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竞争性和冲突性关系，但又具有某种程度的包容性和兼容性特征。将帕提亚一萨珊波斯人视为蛮族有效遏制了以文明世界中心自居的罗马一拜占庭帝国征服波斯的欲望。而对罗马一拜占庭帝国的“索贡征伐”使得波斯人满足于罗马“朝贡”带来的普世帝国虚荣。
因而在绝大部分时期内，萨珊帝国也不谋求征服和灭亡罗马一拜占庭帝国。两国均无法也不愿吞并征服对方的现实，以及在特定时期防御欧亚草原游牧帝国入侵的共同安全需求，使得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亦有积极的一面，甚至将双方比作“照亮世界的双眼”。阿卡狄乌斯皇帝对耶兹底格德一世的托孤和莫里斯皇帝对库斯洛二世的恩庇都是两大帝国长期敌对主旋律下密切合作和相互扶持的瞩目案例，但不可夸大这种案例对于罗马波斯关系演进的积极意义。6世纪波斯对拜占庭的两次毁约开战、7世纪库斯洛二世的大举西征明显恶化了两国曾经积累的*治互信。进入7世纪后罗马波斯战争频烈度不降反升，最终表现出“相互摧毁”的态势。
从作战目标和边界态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在绝大部分时期均不以征服和统治对方领土为目标，而是着力于扶植附庸国王以及洗劫城市并掠夺人口和财富，因而每一次战争之后双方边界和领土变动不大。罗马波斯战争平均每隔30-50年爆发一次，但战争的主动权经历了从罗马帝国向萨珊帝国的逐渐转移。罗马波斯战争伴随着频繁的人口迁徙、城市被毁、重建和新建，萨珊帝国在两河流域京畿地区城市群的繁荣发展建立在吸纳罗马一拜占庭战俘和基督徒人口的基础上。
因此，罗马波斯战争也是拜占庭货币东流和基督教及其异端派别向波斯和东方传播的重要媒介和渠道，亦是中亚和南俄草原游牧帝国插手西亚和东地中海*局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罗马波斯战争虽然给中东各族群和国家带来火与剑的痛苦，但也有力地促进了希腊基督教文明、伊朗袄教文明、犹太文明、早期阿拉伯文明、以亚美尼亚为代表的南高加索文明以及欧亚草原游牧文明在*事、科学、艺术、技术和思想等多个领域的深度交流和互鉴。
从族群认同来看，罗马波斯战争以亚美尼亚高原和肥沃新月地带为核心舞台，但双方在幼发拉底河、哈布尔河和阿拉伯沙漠的边界并不代表两大帝国的族群和教派边界。由于整个肥沃新月地区人群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具有同一性，因此普世高级宗教容易在两大帝国境内跨界传播，如密特拉教、摩尼教西传罗马，以及景教东传波斯。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两大帝国内部呈现出跨界分布、相互联动的态势。肥沃新月地区的犹太人亲波斯倾向明显，而基督徒由于自身教派分化，被君士坦丁堡正统派迫害压制的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教徒往往在战争中更加倾向波斯。
在罗马一帕提亚时代，罗马帝国犹太人的叛乱是牵制罗马*队在帕提亚作战的后方隐患，昔兰尼一埃及犹太叛乱直接迫使图拉真从帕提亚撤*平叛。进入7世纪后，在萨珊波斯人的兵锋下，叙利亚和埃及一性派基督徒不愿为拜占庭帝国效死，而加利利的犹太人甚至加入波斯*队攻打耶路撒冷，以实现其光复圣殿国家的千年夙愿。
从具体战争形态看，罗马波斯战争表现为长途远征、边界袭扰、主力会战、要塞攻防等多种多样的模式。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骑兵、步兵和攻城部队构成双方*队的主力，在高原、山地、沙漠和要塞城市是双方作战的主要自然人文环境，海上远征和海上作战在罗马波斯战争大部分时期处于边缘地位。
罗马波斯战争后期，出现了陆海联合围攻战（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和远距离迂回机动战（希拉克略-年对波斯的反击）。进入6世纪后，双方战争手段和平台日益丰富完善，尤其是要塞围攻一反围攻战术和重骑兵集团突击战术得到长足发展。罗马波斯战争反映出古典时代重步兵战术向中世纪骑兵战术过渡的典型趋势。双方野战的胜负日益取决于重骑兵的战力和运用方式，而城市围攻战的胜负则取决于各攻城兵种之间的配合程度。
结语
年君士坦丁堡战役中，拜占庭海*和希腊火首次发挥重要作用，制海权对于海陆联合围攻战的必要性在罗马波斯战争最后阶段己经初步彰显。6-7世纪的罗马波斯战争具有明显的僵持性和消耗性特点，双方往往只在某一地区停战，而在其他地区继续保持战争状态。公元年罗马波斯和平协议虽然只维持了10年，但却是古代晚期文明国家间为有效制止战争、建立两极共治秩序做出努力的典范，深刻体现了两大帝国文明交往的深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