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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特大型城市怎样答好这张考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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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正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一度沉寂的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变得日益热闹起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府治理能力强、卫生资源更丰富等,这些城市在疫情防控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千万以上的常住人口,返程潮、复工潮所带来的高密度人口流动,以及过于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众多的封闭性场所,也给这些城市的疫情防控出了一张“升级版考卷”。

病*的形成与传播,与高度发达的城市与交通网络密不可分

早在人类和绝大部分动植物出现之前,病*就已经是地球的主人。无论是墨西哥奇瓦瓦州米深的地下,还是撒哈拉沙漠炙热的沙粒中,或是南极冰盖下深藏的湖水里,它们无处不在。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与其相伴相生,人类的肺中平均“驻扎”了种病*,但只有10%是已发现病*的近亲,剩下的90%都是陌生的。

图1人体细胞中的病*(来源于BBC纪录片)

放眼进化历程,作为地球上古老的存在,无论哪一种动物、植物或微生物的演变都离不开这些微小的蛋白核酸链。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教授苗德岁形容人类与病*的关系时说:“早期哺乳动物祖先,利用基因组中被嵌合的病*片段,演化出了胎盘。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借助病*蛋白质的话,就不会演化出最初有胎盘的哺乳动物,更不会有后来的人类。”

人类由聚集产生部落,随后形成城市、国家。自有记载以来,人类与病*抗争的历史从未间断。公元-年,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鼠疫。14世纪中期,一场从中亚地区向西扩散的黑死病席卷欧洲、中东、北非和印度地区。年-年,伦敦淋巴腺鼠疫肆虐。年-年,大规模流行性霍乱共发生8次……

图2近年发生的传染病的地区

从最初的鼠疫、霍乱、天花到如今的埃博拉、SARS、MERS以及-nCoV,病*造成的传染病一直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莱德伯格曾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

历次疾病的爆发和蔓延,都与高度发达的城市与交通网络密不可分。以早期的拜占庭帝国为例,在公元4世纪,拜占庭帝国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有了万人口,并发展出了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是当时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商业的鼎盛意味着频繁的海陆流通。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处于欧洲、亚洲、非洲的交汇点,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处。忙碌的港口为人民带来了巨额财富,也带来了那只传播疾病的老鼠。

图3《被瘟疫侵袭的罗马》(PesteRome)居勒-埃里?德洛内(Jules-lieDelaunay)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城市的体量和交通网络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复杂的人口迁移、物质环境等因素,一旦传染病爆发,城市成为其传播中心几乎无法避免。

例如,此次最先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就位于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间,拥有多万人口,也是很多人春运迁徙中的必经之地。年,武汉地区铁路、公路、航空总客流量高达万人次,年仅1月21日一天,武汉各站就发送旅客45万人次。

图4是德国物理学家、柏林洪堡大学理论生物学研究所教授德克布罗克曼开发的基于机场连接的地图系统,显示了新型冠状病*通过发达的空中交通网络可以形成的传播路径。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大洲,其中,亚洲、大洋洲为红色,欧洲为粉色,北美洲、南美洲为*色,非洲为白色。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圆圈都代表一座机场,圆圈越大表示的客流量越大。离中心结点的距离显示从武汉到每座机场的“有效传播距离”。两座机场之间的客流量越大,有效传播距离就越短(即越易被感染)。

因此,武汉作为大型城市,其在病*传播方面不利因素很多,所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也很大,并且病*的扩散会因为人口流动和交通便利变得更加广泛和难以控制。

城市在与病*的对抗中被不断塑造和完善

年的巴黎,近2万人死于鼠疫。根据后来的数据分析,当时的死亡人数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人口密度与疫情严重程度成正比,像位于市中心的9区、东北部的7区和沿塞纳河分布的8、12、11、10区较为严重。而地势相对较高,居住环境开放,不拥挤的1-6区情况比较轻微。

图5、6巴黎的区位分布与年各区人口密度及死亡率

“城市中不洁的卫生条件是鼠疫大量传播的重要原因。”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城市文化的*辉表示,据调查,一直到19世纪中叶,巴黎市中心拥挤不堪,污水横流,人畜粪便满地,到处散发着恶臭。塞纳河沿岸上百家皮革厂、屠宰厂、印染厂把污水排进河道。

一位医生记录下了当时的真实场景:皮革工的作坊就在院子里,皮革加工过程产生的污水经过院子直接流出去,有一部分直接流进院中的井里,而院子里的面包师傅就直接从井里取水来做面包。

图7改造前的巴黎星形广场

惨痛教训下,巴黎在年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前,巴黎主要由16世纪-18世纪形成的环状道路网和房屋组成,人口密度大,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年塞纳省省长奥斯曼将巴黎改造分为3个阶段,首先对市中心进行整治,拆除老旧建筑,拓宽狭窄街道。其次是在中心城区面积扩大的基础上,开辟林荫大道和主干道,打开城市空间,将郊区与市区通过高效的环城铁路网快速连接,这一做法加速了中心城市人口向外部扩散。最后是大型公共工程如引水渠、排水系统和公园的建设。

经过持续多年的改造,巴黎城区变得十分规整,市区成为商业与服务业中心,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不搬到郊区甚至外省。很多大企业被吸引落户巴黎,这里成为精密仪器、电气、汽车、航空等高端工业中心。如今的巴黎,随处可见宽广的林荫大道,接二连三的广场,无数的公园和绿地。虽然城市人口由原来的万增加到多万,但人们的生活反而更加舒适。

图8改造后的巴黎星形广场

日本一些城市也在年爆发霍乱后进行了重塑。为了改变人们的卫生生活习惯,当时的日本*府聘请英国污水处理专家伯顿帮助日本改造饮水、排水工程,根除霍乱的传播途径。其后,日本还专门出台了一部关于地下排水的《下水道法》,规定每座城市每年都要投入一定的财*来管理地下水排放以及污水收集处理的运营和维护。

日本的下水道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外国游客纷纷打卡的旅游景点。如位于东京外围排水路的蓄水池,由59根柱子支撑,宛如宫殿。城市中所有的地下水都会汇集到这里,计算机会根据水流量计算容量,容量达到相应的高度后,计算机就会自动控制启水泵将水排入海中。

图9日本改造后的下水道,宛如一座“地下宫殿”

在抗争中,病*深深影响了人口、城市、国家、医学和健康的发展轨迹。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公共卫生法案》诞生,标志着英国*府开始放弃自由主义的原则,突破地方自治的传统,通过立法手段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干预。

年纽约市卫生局设立细菌和消*科,下设诊断实验室。这一实验室在霍乱平息后继续对白喉进行控制,不久后又演变成为研究机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美国其他地区和欧洲诸国在纽约的示范下也开始设立众多公共卫生实验室,人们逐步研究出霍乱、鼠疫、伤寒、结核等恶性传染病的疫苗,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一系列传染病传播途径的揭示,也为公共健康的环境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据。

图10一个健康城市所需具备的要素,包括鼓励可持续发展的*策、节水系统,垃圾处理体系、绿色节能建筑、友好的步行/骑行道等

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理论,在他看来,公共健康等城市问题正是由于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城市过度拥挤造成的。由此提出结合城市和乡村的优点构建“田园城市”,试图通过人口的限定和绿地的建设,在区域层面解决城市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开始推广花园城市运动,其中最突出的理念和实践当属邻里单元与雷德朋布局。在美国小汽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规划师意识到城市对行人安全的潜在威胁,开始考虑将社区生活与快速的汽车交通相分离,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SDG)目标中的第11条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可以说,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应急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赵峥说。

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

一系列城市环境改造、公共卫生标准化和疾病监控体系的建立,让城市有了自己对抗病*的“疫苗”。剑桥大学的科学家DerekSmith认为,埃博拉在年能感染上万人,就是因为当地医疗体系不健全。“在医疗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埃博拉不太可能会失控。”DerekSmith说。

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SoniaShan对此进行了补充,在年之前,埃博拉病*从未在人口超过几十万人的城镇里爆发。但后来,疫情扩散到了西非,袭击了3个首都城市。这3个城市总人口超过万人,并且同样地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病*在贫民窟之间肆虐流行,变得更加致命。

图11被称为“死神”的埃博拉病*同样由中间宿主从非洲某种蝙蝠身上传播到人类,埃博拉肆虐下的贫民窟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这些“疫苗”还远远不能使城市对病*的防御固若金汤。“早期,为了形成各种经济商务区、办公区、科技聚集区等,城市规划者人为地把居住生活以及办公、教育医疗分开规划,造成城市交通体系的拥堵。”具有20年建筑设计经验的建筑师余海燕表示。如果不改变出行交通方式,预计到年,每个城市居民被交通拥堵所占据的时间将达小时,是目前的2倍。

除了巴黎的高速环城铁路网的改造达到了疏解中心人口密度的目的外,哥本哈根也是城市交通体系改变的范例。丹麦科技大学交通与运输中心教授弗朗西斯科马拉佩雷拉认为,哥本哈根人出行方式更多样性,骑车被社会所广泛认可。抛开技术问题,打造完善便捷的公交地铁系统,创造条件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会更加实际。

赵峥同样认为,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空间形态是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此次疫情传播速度之快以及防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城市人口和资源空间过度聚集的隐患。推动城市分散聚集,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发展空间形态是必然趋势。

图12日本太平洋沿岸多中心城市群

由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近畿都市圈为主构成带状城市连绵带,以高铁为纽带形成了多核化发展格局,便捷的新干线串联起东京、横滨等8座大型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密布于大街小巷的商业网点、医疗机构、养老托儿所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公园等城市基础设施,近20年来在信息化基础上快速发展,将庞大的城市群勾联成一个便捷、有序、安全的城市生活网络。

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院长李秉毅则在居住空间的基础上,提出城市规划必须要将“传染病防治专项规划”纳入的看法,这其中包括治疗设施、运送系统、隔离设施、研究设施与预警系统的建设,以应对突发危机。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因为有一些设施我们可能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奇帆建议。

图13城市应该有一系列专门的、远离城市中心的传染治疗设施规划,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医院的职能分工不一样。

“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伴随一些密闭空间的形成,像写字楼、商场、监狱、养老院这些地方,再加上中央空调的运行,很容易造成聚集性发病。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应急预案措施也要覆盖到这些空间,例如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消*设施的配备或危机事件发生时的替代场所等。”赵峥补充道。

城市基层社区的应急能力也亟待提升。疫情中,封城武汉很多社区成为“孤岛”,物资运不进,隔离在家中的居民无法保障日常生活,“对于这一问题,很难简单依靠*府单向化、垂直化、自上而下的行*干预来解决。一方面,应淡化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色彩,通过专业协作,把各类应急管理专业部门的专业优势和社区的强大*治动员功能结合起来,提升城市社区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把疫情防控与社区共同体建设结合起来,培育理性自觉、邻里守望的社区意识,激发社区自组织的力量,推动新的社区熟人社会和信任体系建设,完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机制。”赵峥说。

图14中央空调之间互相连通的管道极易导致以空气传播为主的病*串联传播

生态学家PeterDaszak表示,在估测的共万种野外未知病*中,我们目前只知道约0种,还不到0.1%。,SARS消失并不是一个“我们成功了”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运气好。

但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运气,虽然在与传染病的对抗中,人类的确赢过。年,WHO正式宣布根除天花。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要在0年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但我们要清楚的是,脊髓灰质炎病*和天花病*一样,没有动物作为中间宿主,只能在人体内存活,也没有HIV病*那样有高的复制率和突变率。

图15已经被人类战胜的天花病*

但是冠状病*不一样。它瞄准人类贪吃的陋习,在空气中肆意横行,能够对城市居民造成重大威胁。一旦科技进步让大型、特大型城市陷入无序扩张,生态破坏让野生动物频繁接触人类,工厂化养殖和贸易让动物之间的病*快速交换变异,生成更多人易感的类型,事情便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在城市的发展及建设上,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要考虑到以高效交通网络构建多中心城市圈,分散单一中心人口数量。要顾及到城市综合规划中传染病防治应急部分的完善,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要动员起基层社区的自救能力,让社区从“生活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转变。

我们无从看到病*构建的王国全貌,病*却总能找到全球传染病防控最薄弱的环节,一而再地发动攻击。当前,各大城市都绷紧了弦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面对万左右人口集中流入的难题,在交通防疫战线上做出全方位部署。北京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对小区(村)实行封闭管理等规定。上海兴业太古汇的名白领,陆续在手机上收到一份“每部电梯一次只能乘坐6人,实行AB两班轮岗工作制”的指南……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大多数地区的地铁、工厂、写字楼正逐渐变得热闹起来。希望我国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能够把防控措施做细做实,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疫情防控,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同时,能够克服不足,及时对现有的城市建设和布局进行改进,确保在下一次病*攻击来临之前,可以避免再犯之前的错误,将防御做得牢固一些,再牢固一些。

来源:中国环境新闻

编辑:周亚楠

原标题:《疫情防控,特大型城市怎样答好这张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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