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好荨麻疹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hl/210708/9159711.html中世纪大一统的问题
TheProblemofMedievalWorldUnity
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
ErnstH.Kantorowicz
不管“中世纪大一统(MedievalWorldUnity)”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总之是浪漫派让它广为流传：
那曾经是个光辉灿烂的时代，欧罗巴还是统一的基督之国，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安身在这片充满人性的大地上，哪怕边陲行省也会因同一种共同利益，紧紧地团结在这幅员辽阔的精神帝国当中。年诺瓦利斯在《基督世界或欧罗巴》的开头如是写道；年费希特随之附和：“生活在这个基督教新欧洲的人民当视作同一个民族。”对那时重见天日的中世纪的狂热，并没有让浪漫派的智识流连于这些玄幻的空想；而古典主义和启蒙学派一手培育的对“黑暗时代”的深恶痛绝却给了它当头棒喝。不过有种说法也逐渐传播开来：虽然中世纪欧洲四分五裂，战乱四起，它毕竟展现为一种整体性和天下一统的模式，哪怕它后来埋没在历史尘埃下。学者和流行小说家都喜欢说欧洲是由共同信仰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它时而由皇帝与教宗共治，时而处于圣座的独一领导下；所有国度结合成一个大集体，它们有彼此相似的风俗和律法，有共同的拉丁语言，有共同的书写字母和学识教养，有一致对外的战争：十字*把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召集起来共赴光荣使命。大概这就是浪漫派传于后世的“中世纪大一统”图景；就连本不属于浪漫派的兰克也中了它的邪魅，糊涂地高谈什么罗马-日耳曼民族大联合，显然他也在“罗马-日耳曼民族”的论调上走过了头。今天的史家发现，想要用类似的理由认定中世纪大一统的事实，早已不是那么想当然的事情了。史学家只能从极为勉强还有所保留的角度说，西欧似乎还是一个整体，且不论那些岌岌可危的裂纹。罐子裂了就装不了水，但破罐子好歹还是罐子。可问题是，一旦把希腊-斯拉夫民族尤其是拜占庭一起算进来，史学家就绝然不能承认这个让人神往的所谓整体，它不可能在语言、文字、学识、风俗、教育、十字*精神或者宗教事务上保持统一；索菲亚教堂的穹顶一旦冉冉升上东方的地平线，“中世纪大一统”的海市蜃楼随之烟消云散。今天的史家不能再把拜占庭看作智识上的边缘现象，不可能为了固执于“中世纪大一统”，把亚得里亚海以外的部分赶出欧洲，或者划一道疆界，说威尼斯就是欧洲在精神上的边陲海港；也不会漠视欧洲东南角的区域。我们不能忘记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帝国式教会，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经过必要的修正和改造被君士坦丁融合于一体，这个融合体作为*治思想和行动的基石一直存续了整个中世纪，直到年前后“拜占庭风格”在西方世界遭到全面查禁为止。从根本上讲，中世纪的西方世界从未提出过足以替代、完善乃至超越君士坦丁大帝的全新*治模式。不论是加洛林或者奥托王朝的帝国式教会，还是额我略的教会式帝国，都不外乎君士坦丁的老调重弹。尽管拜占庭算是“我们的世界”，但罗马-日耳曼西方和希腊-斯拉夫东方之间的殊异还是阻碍了一切共建大一统的企图。东西方之间在习俗和世界观上没有统一性可言，在语言文字和教育基础上也不存在一致性。试想在拜占庭式的教育中，圣奥古斯丁可能会把他的圣殿安放在哪里呢？“上帝之城”的概念在西方的精神世界中是不容动摇的根基，但它可曾在东方世界留下过一点看得着的痕迹？我们又如何能把“上帝之城”的思想体系嫁接到拜占庭的现实情形中？宗教上的统一脆弱而又问题百出，*治上的统一更无从谈起。统一的教会自从破坏圣像斗争以来风雨飘摇，东西方分裂肇端于9世纪，11世纪当改革的教皇重新发动了圣彼得之船，东西方彻底决裂，统一的教会也成了明日*花。这样看来，好像我们正驱车载着满箱的“大一统”碎片在末路上飞驰，末路是这样的：希腊-斯拉夫必须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承认这个事实就意味着欧洲“大一统”分崩离析。不能装水的破罐子毕竟还是可以拿在手上的罐子；可这早就不是一只罐子了，只剩陶片散落一地，这是个灵*拷问：一把破陶片也能叫罐子？炊妇必不以为然，她把碎片扫进垃圾堆；但考古学家却深信不疑，他把碎片重新收集起来，摆放在玻璃柜里，冥想着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完整水罐。中世纪就像这个考古学家。他有特殊的能力，他盯着玻璃柜里的碎片，全然忘却破碎状态，好像真的能看到容器原本应有的样子，这种能力对中世纪精神而言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为罗马-日耳曼诸民族和拜占庭所共享的首要特征。是故，倘若我们愿意捍卫中世纪大一统的神话，首先必须牢记它就是个神话，准确地说，它正是东西方共同信奉的那个“大一统神话”。这个“神话”看着玄乎其玄，但它正是中世纪大一统的坚实本质。且不必为之惊奇。中世纪精神视“整体”先于“部分”，它比今人更容易理解“整全性”的意义，哪怕只是想象中的整全。“整体”的缺席会被看作暂时的甚至可以无视的缺陷，因为整体迟早会复归原位，只有通过整全的世界才能通向完满状态，如当时世所公认：在末世和审判日之前，一个整全的世界必须要实现。中世纪的大一统神话因此带着明显的弥赛亚或者末世论色彩。就在这个背景下，神话凸显了出来，几近于现实。中世纪大一统是基督教末世论的一部分，所以它不单单表示地球上和地表上的事情，还包括了深邃的天穹，它其实是万全宇宙的大一统。职是之故，我们不可把中世纪的大一统观念混同于“国际联合”的现代观念，“国-际”一词就其本意，源自一种否定性，它企图沟通和消除差异性，这是盛行于今天这颗星球的居民当中的观念。但中世纪思想从肯定性出发。“整全”不是通过把各个“部分”拼到一起来实现的，“整全”本来就先于各个“部分”。人们把宇宙想象成缜密结合的整体，它包含了地球和天空。个体和集体都是宇宙的有机组成，它们在整全的空间中各就其位，在整全的时间中各司其职。无论如何，宇宙的大一统都是中世纪世界观的前提设想(apriori)，今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了。如果不理解中世纪大一统囊括了大地与天空，不理解大地与天空之间相互关涉、相互映衬、相互波及的关系，那么甫一开始就将错失要旨。大一统的观念不纯粹是超越的，也不纯粹是物质的。它处在一个中世纪唯实论和中世纪圣事论可以共存的微妙层面上，或者也可以不无道理地说它是“基督教神话”的一部分，对于基督教神话和基督教历史的关系，不久前林恩·怀特(LynnWhite)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万全宇宙的统一体是由东西方共享的崇高的神话，不管仪式上的差异有多大，这个神话都显现于东方和西方教会各自日常的圣事中。东方教会在司祭手持经书庄严入场的时候通常会祈祷：请让圣洁的天使和我等一同到来，和我等一同经略尘世，一同赞美神的荣耀。而西方教会会祈请上帝差遣天使把地上圣坛的祭品搬到天上圣坛。每当“圣三颂”的赞歌反复吟唱时，可见的教会就跟着唱起对天神的“永不停歇的赞美”，圣赞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中回响：鸟兽鱼虫，山川星辰，河流深谷；于是宇宙（不仅仅包括大地表面的世界）变成和谐有机的“一”，它跟着教会的吟唱随声附和，并且和天上的吟唱协调一致。在赞歌之前的圣餐仪式开头，人也相应地被称作“宇宙的公民(κοσμοπολ?τησ?νθρωπο?)”，“宇宙的明珠(κ?σμουκ?σμο?)”。除了把教会看作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流溢以外，教会还在某种静止不动的意义上被视为新耶路撒冷的对应物。天上的城是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存在，于是它在地上的仿照物也理应不可分割。统一性是上帝的作品，而分裂和冲突是路西法的作品。于是早期教会祈求上帝将祂的教会(Ecclesia)结为一体，“就像用不同山野不同麦穗的麦粒做成同一个面包。”请把一切民族与国度、一切城邦与村落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让它们结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普世教会。不过没多久，东方和西方教会的祈祷都不再含蓄，变得越发高调：神呐，请挂念你的大公教会(HolyCatholicandApostolicChurch)，它将从开端永续到终末。信徒们原本相信这个普世统一的教会将在时间的终末建成，这里却期待它成为内在于时间的（withinTime）精神上的现实。教会并没有漠视众教会的殊异性（比如罗马、高卢、拜占庭、叙利亚、埃及、亚美尼亚教会等等），于是继续祷告：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为了神的诸教会(Churches)的福祉，为了它们的一统(?νωσι?)。诸教会(thechurches)的殊异性和教会(TheChurch)的单一性都是现实的，只不过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现实性，并不相互矛盾。所以，当查理大帝在《卡洛里尼书》中跟拜占庭的偶像崇拜令论战时，他强调世界各地都有迥异的教会，紧接着却话锋一转，声讨希腊人切断了“教会统一体的纽带”(vinculumecclesiaticaeunitatis)。民族的问题跟教会的问题是一回事。在早期东方教会有这样的祷词：以你之名让万民(allpeoples)化一的神呐，请赐予我们意志与力量完成你钦定之事，让皈依于永生的你的子民(thyPeople)拥有统一的虔信和一致的虔行。复数民族在事实上的殊异性此处对立于单一民族在末世论上的统一性，西方教会在《庄严致辞》(Orationessolemnes)中也为这个统一体祈祷；古代的连祷(litany)仍然在耶稣受难日传唱并且祷告：愿异端和分裂者迷途知返，回归教会(Church)；愿不忠的犹太人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愿异教徒抛弃他们的偶像，皈依永生的真神。以上种种为名目（尤其是第三个），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治-弥赛亚预言、启示，还有西比路神谕，这些段落在中世纪文本中比比皆是，而且都许诺在末日降临前必定会实现世界大一统。让这些愿望和期许付诸实际不只是教会的使命，也是世俗权力的大任。这里我们第三次遇到了统一性和殊异性的双重现实性关系。东方和西方教会的仪式中都有下面这种祈祷：我们祈愿着基督教大帝国，上帝为了永久和平，让一切蛮族臣服于祂。这让人想起罗马帝国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是按照福音书的预言(adpraedicationemEvangelii)奉天之命建立的帝国，它的使命是维持天下太平，开创“大一统”的新制，宣告超越性的宇宙主宰在大地上的统治。所以不难理解，教会（至少是西方教会）总是会被任何企图掌控“全世界”的世俗君主吓得够呛；查理大帝都算得上教会的心头大患。于是教会不停地阻挠和安抚所有想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持续地给人们的心智施加迷*咒。九世纪大概在圣加仑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祷文可作参照：圣三一，你让罗马帝国的疆土无远弗届，你让海浪冲刷它的海岸确定了疆界……而我们的君主们却想征服这世界，不愿世界凌驾于他们之上。复数的“君主们”至少在这儿不是指拜占庭的复数皇帝，而是指在仅存于想象中的罗马帝国内部掌权的各个国王和君主。于是，不仅有复数的教会和单一的教会，复数的民族和单一的民族，我们还可以发现复数的君主和独一而普世的罗马帝国皇帝，这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结合到一起。这个大一统的观念显然跟人们今天说的那种现实性毫不相干。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会当真把罗马帝国看成*治上的统一体，不如说它是个超*治的理念，几乎是个圣礼上的实体。所以这个帝国到底该叫罗马的还是基督的，其实没什么关系。自九世纪以降，至少在罗马城以外都形成了一种祈祷习惯：人们祈祷“基督帝国”而不是罗马帝国(ImperiumRomanum)，向上帝祈求“基督*队(exercitusChristianus)”的胜利，虽然从*治上讲，所谓的基督帝国不过跟基督*队一样荒诞。然而在神话或者末世论的意义上，它们都有不折不扣的现实性。物理的眼光必会看出不容否认的多样性，而精神的眼光总是能看出真实不虚的统一性。事实证明，对整体性的想象还是胜过了对差异性的感知，共通的习俗使得人们更容易在精神上做到在物质上做不到的事。例证不计其数，只消想一想诸灵节和克吕尼的奥迪洛(OdiloofCluny)引进的盛大祭祀，还有那个居住在大地和天堂之间某个位置的无数冤*的集体；或者想一想由所有教士和君主组成的灵性血缘关系(cognatiospiritualis)的概念。所有僧侣互为兄弟(fratres)，所有主教连同教皇也是兄弟，但教皇反过来是其它主教的精神之父。拜占庭皇帝称法兰克国王为“义兄(spiritualbrother/πνευματικ??αδελφ?σ)”，称低一级的比如保加利亚或者亚美尼亚的领主为“义子(spiritualchildren/πνευματικ??τ?κνα)”，这种称谓经过演变和拓展，后来变成类似的虚拟血缘关系或者双方以“堂兄弟”(consanguineus)相称；还比如普遍性的属灵绝罚，在教宗、皇帝和国王的各种规章都能找到类似的套话、恐怖辞句(sententiaterribilis)：某人因违反律法，招致“全能的上帝与众圣灵的怒火，于是判罚他堕入恶魔与可怖的魔靥之中，与犹大和叛徒一起坠入永世的火海”。这其实是一类东方和西方都能理解的话语，而思想史变迁的标志出现于13世纪，属灵的惩罚逐渐废止，以更有地方性也更具实效的“皇帝或者国王的怒火(indignatioimperatoris(velregis))”取代之。还有无数别的方式可以阐明这个中世纪大一统的本质。拜占庭自封为罗马世界帝国的正统，拜占庭士兵有“世界战士(οικουμ?νησπρ?μαχοι)”的称号；奥托王朝时期的西方也逐渐出现类似的正统性声张，此时罗马已然成了新帝国的精神首都；帝国的“罗马理念”奠定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普世主义和腓特烈一世口号“一个上帝，一位教宗，一位皇帝”的基石；教廷的“罗马理念”体现于教宗的一圣理论(UnaSancta)和英诺森的警句“一个羊群，一个牧人”；同样的意涵直到但丁的时代依旧如一：东西方共同信奉的“中世纪大一统”主要在于末世论的意义，它的真实性与上帝在圣餐仪式中的真实在场别无二致。ErnstH.Kantorowicz
heProblemofMedievalWorldUnity，inSelectedStudies,,76-81.ЛП中译K城.05.01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