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传统也同基督教一起塑造着帝国。如异教皇帝被奉若神明，大多数早期基督教皇帝被册封为圣徒。拜占庭的皇帝们接受了东方传统的跪拜礼仪，他们在马赛克画像中向下凝望，头上画有光圈。最后的前基督教皇帝也被描绘了出来，因为那是太阳神祭典的一部分（一些证据表明萨珊波斯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仪式）。
这一切都是皇帝作为基督教世界统治权威的证明。在其他许多层面上，逐渐被称为东正教的东部教会的特殊性使得东方更加远离西方。王权之下精神与地位的合并在很多方面都十分重要。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保留已婚的神职人员。对于东正教神父们圣洁的要求从未像他们西方和天主教同修们其后所要求的那样。
隐修制度也与东方早期的形式更相近，并且神职人员较之在教阶明晰的罗马教会更加重要。综上所述，在东部帝国没有出现像罗马教廷那样集权的教皇权威。所有的权威都集中于皇帝，他的机构与责任凌驾于平级的主教之上，其中有许多来自于不同民族的传统融入东正教中。当然，就一种社会规范而言，地域特色并不意味着东正教比中世纪西方教会更为宽容。困苦的时日总被轻易解释为皇帝未尽到基督徒的责任，并成为折磨那些常被当作替罪羊的犹太人、异教徒和同性恋者的理由。
另一方面，与西方的区分在历史中逐渐浮现。政府的东西分裂之后，帝国官僚机构内部的相互接触逐渐消失了，同时在运用权力的形式方面也出现了分歧。天主教传统与东正教传统在早期即已开始分离，希腊人执行叙利亚和埃及的礼仪，对这方面的让步令拉丁基督徒感到些许疏离。而这些妥协也使基督教内部长期存在着多元主义。除君士坦丁堡之外，耶路撒冷、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是东方的三个宗主教区（patriarchate）。
7世纪时，这些地方落入了非基督徒的手中，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两极分化也由之加强，且非洲传统对天主教的影响日益增加。基督教世界也不再是一个双语世界；拉丁语在东部省份从未成为“共同语言”（linguafranca）。最终，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拉丁西方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希腊东方相遇了。在7世纪初期，拉丁语不再是军队和法庭的官方语言——帝国政府的这两个部门曾最为顽强地长期抵制希腊语。讲希腊语的官员变得愈发重要，这实际上也对欧洲的未来产生了相当长期的影响。虽然东部教会未能在黎凡特和埃及扩展他们的影响，却开拓了向北部异教徒传教的新区域；随着传教的开展，东南欧以及俄罗斯最终将其福音化与教养的获得归功于君士坦丁堡。
那意味着——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中——斯拉夫民族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习了一种基于希腊文的书面语，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教义分歧希腊人看起来总比拉丁人更加喜好争论；许多早期的希腊教会也喜欢玄想，且东部教会经常易受传统乃至东方潮流的影响。人们被鼓励通过教义来解决宗教争论，而这也加剧了争论。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不可避免地难以真正理解其中最为重大的争论的意义所在。我们缺乏那种精神世界隐藏于争论之后的认识。现在看来，划分相反派（Aphthartodocetists）、可朽派（Corrupticolists）、受苦派（Theopaschitists）(9)来命名一些争辩的学派简直是毫无意义。
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在深奥的咬文嚼字背后存在着一种对于宗教争论的极端重要性的
